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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媒體推出民營醫院系列報道首篇，對惠州市民營醫院不被患者信任的艱難發展狀態進行了調查報道，推出的“望”與“聞”兩個篇章，引發業內廣泛關注。時隔一個月，記者試圖從內外脈絡，從“問”與“切”兩個方面探究民營醫院發展中呈現種種“不良癥狀”的肇因，以及可能的發展走向。
　　《說文解字》中對冰的解釋是，水堅也；對水的解釋是，準（準）也。
　　水為生命之源，至少對我們腳下的這個藍色星球如此。在標準大氣壓下，當水的溫度下降到零攝氏度，原本自由流動的水開始結晶，晶瑩剔透。然而，這對生命體來說卻是致命的，雖然各種“冰凍人”的新聞時見報端，但至今仍無法證明經過冰凍的人可以在解凍后恢復如初。與之類似的，民營醫院發展遇冷，一旦降到零度以下-再無任何社會資金或市場力量愿意進入，在公立醫院難以承擔全民醫療之重時，是否再有民營醫院能打破冰面，同樣無人得知。
　　“準，平也。天下莫平于水。故匠人建國必水地。”這是清代段玉裁對“水”的注解。民營醫院需要的不僅是社會各方拋開“民營”成見的態度之暖，讓市場的活水激發民營之力，更期待一視同仁的公平環境，讓水端平。
　　對于這個群體中的個體來說，有人在彷徨，有人想逃離，有人多輾轉，有人盼抱團。如履薄冰，至少對于部分民營醫院來說，是一種正在生成的現實而非危言。政策破冰，則是各家民營醫院和市衛計管理部門的共同期待。
　　問
　　“問而知之者，問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
　　-《黃帝八十一難經》
　　平臺與收入落差難以彌補之痛
　　“后悔到民營醫院嗎？”“當時社會辦醫院是股潮流，我有這個自信，就靠技術，到中心醫院和惠康都一樣。”惠康醫院的醫生尹成忠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如此解釋。
　　“還想回到體制內嗎？”“說一點沒想過是假。但與同事這么多年，有感情，回去公立醫院，也找不到合適的角色，會尷尬。”尹成忠坐下又站起，將窗簾拉開又合上，希望可以找到一個讓自己盡可能舒適的位置。
　　2004年的一天，尹成忠第一次走到位于惠州的中國人民解放軍173醫院的門口，匆匆一瞥，感到些許的失落。此前，他在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工作了14年。這兩者的規模和水平存在差距，惠康醫院更是難以與之相比。由于家人多在廣東，尹成忠輾轉來到惠州。轉眼，即是十年。
　　這種落差感，并非個例。現任友和醫院院長的崔華明，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0中心醫院的20年從醫經歷，既是從醫的主要階段，也是工作生涯的分水嶺。1971年在沈陽部隊做衛生員，在武漢的一所軍醫學校就讀，之后到150醫院。“全國首批三甲，2000多張床位，6層的腫瘤科大樓，全軍骨科創傷中心。”崔華明如數家珍。1999年底，作為人才引進來到惠州中醫院，直到2013年退休后被友和聘請。“友和的實力不行，但它想把骨科作為大專科來做，我的家人也在這邊，自己也不想離開惠州。”
　　有著多年行醫經歷的他們，需求最深而民營醫院又難以滿足的，更多是平臺狹小而搖晃，難以施展。費用上的不平等又體現得最為直接。以崔華明為例，身為主任醫師的他，此前在三甲的市中醫院掛號費是8元，在友和醫院則直降為1元，相差8倍之多。
　　與之相比，更為基層的醫護人員感受最痛的則是微薄的收入難以支撐起對醫護職業的足夠認同。
　　華康醫院一名不愿具名的醫生向記者痛陳，對于剛從學校畢業的醫療人員來說，一個月2000元可以稱得上是“高收入”,他們最大的希望是“能吃得起飯，結得起婚，買得起房”.這一點從記者在各民營醫院的隨機走訪中得到驗證，由于種種原因無法進入公立醫院的這些基層醫護人員，絕大部分人收入微薄，流動性大，無奈、失落、郁悶是私下常有的心境，面對患者，卻又必須盡心盡職-服務好是他們吸引病人的主要招牌。
　　義診糾結 公益與經營的兩難
　　民營醫院的醫護人員待遇差的原因何在？“病人對民營醫院信任度不夠，診療量長期偏低，收入難以為繼，能開出工資就不錯了。”
　　如何吸引更多病人到民營醫院就診？“通過義診這種公益方式，提高民營醫院的品牌口碑，吸引病人上門感受民營醫院的技術和服務。”說的似乎是件多方得利的好事，崔華明卻顯得心情不佳：由于義診的問題，友和再次面臨難關，甚至有可能再次轉手。
　　按照現行醫保制度，為了引導病人在基層醫療機構就診，一級醫院門診費用中職工醫保的報銷比例為80%,二級醫院為50%,三級醫院為40%.作為一級醫院的友和，開辦義診后，免去的是病人自費的20%,其余的80%仍由醫保承擔，而這基本可以覆蓋醫院在義診中承擔的成本。崔華明告訴記者，由于市社保部門認為這種義診相當于用醫保的錢吸引患者，從2014年10月開始，暫停了對該院社保報銷資金的撥付-這對于友和的日常經營來說，無異于釜底抽薪。
　　對此，市人社局醫保科科長劉剛表示，在惠州，醫院由于開展義診被停止社保資金撥付的情況確實存在。他的看法是，醫院通過義診讓利于患者本身值得提倡，然而這種公益慈善類活動應與社保分割開來。醫院開展義診，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增加病源，以在較長時間內增加收入。如果大量醫院為了增加病源大幅增加義診項目，并要求社保基金按照常規診療撥付費用，將導致社保基金非正常的大量消耗，最終使得急需社保基金救治的病人無法及時報銷。
　　劉剛還強調對任何性質的醫院，都做到一視同仁。這一點也可能并非虛言。惠州市第三人民醫院的一名工作人員就在無意中透露，此前該醫院也曾開展免費白內障治療，同樣由于社保部門的壓力，不得不提前結束。
　　然而，對于公立醫院來說，由于日常運營有財政支撐，義診更多是體現“公立”之宗旨，而非求生之法門，即使暫停也無礙于門庭若市，專家門診一號難求。而對于公立和民營醫院來說，即使表面上實現了公平，其實際影響卻存在天壤之別。

　　切
　　“切脈而知之者，診其寸口，視其虛實，以知其病在何藏府也。”
　　《黃帝八十一難經》
　　合縱連橫生存壓力大于發展渴望
　　友和醫院有一個奇怪的現象：辦公室外大部分都掛著病房的門牌。據工作人員解釋，這源于兩個原因：醫院規模較小，設計時沒有預留足夠的單獨辦公室，同時病人數偏少，很多病房長期空置，于是部分病房便改成辦公室。這一現象雖小，卻可從中洞悉民營醫院的窘境。
　　難以保障的經營，讓醫務人員流動頻繁；而管理上的漏洞，又往往帶來更大的壓力。華康醫院的醫生希望，骨干人員能夠盡量穩定、沉淀下來，否則好不容易積累的一點口碑會很快流失。
　　尹成忠親身經歷民營醫院十多年的起伏，更目睹了民營醫院內部的混亂和掙扎，除了上述管理上的欠缺正規之外，彼此人才挖角式的非良性競爭是他認為最待解決的紊亂表征。他的藥方是：組建民營醫院的經營聯盟，不僅可以減少內耗，在醫療器械采購和醫療資源分配上也可以得到更大的話語權和操作空間。
　　事實上，這種想法并不新鮮。在政策層面，2012年3月14日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印發“十二五”期間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暨實施方案的通知》，就明確提出“鼓勵非公立醫療機構向高水平、規模化的大型醫療集團發展”.
　　在實際操作層面，惠康、南方醫科大學惠州協和、惠東協和、博羅協和等數家民營醫院均為柯偉雄創辦；而友和醫院，據崔華明介紹，在所有權上也早已從創立者手中轉給福建莆田系；華康醫院如果沒有某大型企業集團的注資入股，也很難繼續發展。惠州愛爾眼科醫院負責人張迎軍也表示，如果不是2006年，世界銀行下屬的某基金公司注資數千萬美元，助推其暴發式發展，愛爾眼科也不可能以國內首家IPO上市醫療機構的身份實現脫胎換骨。
　　資本市場上的合縱連橫，從來就是民營醫院司空見慣的戲碼。不過，就惠州而言，和很多業內人士的內心愿望相比，這種缺少大規模資本支撐的聯合，更多是一種不得已求其次的保守策略，生存的壓力遠大于發展的渴望。體制內外的隔閡、政策上的前后搖擺才是困擾他們的最大心病。
　　政策“難產”亟待頂層設計支撐
　　最大限度取消體制內外的區別，化解在醫療培訓、診療費用等方面的不公平，所有公立和民營醫院實現同工同酬。這是部分民營醫院的醫生和負責人最大的愿望，但在大部分時候也僅僅停留在心底，或者內部的小范圍討論。
　　尹成忠把民營醫院看作“早產兒”,尚未孕育成熟便降生，由于前期管理混亂，部分醫院違法經營，不僅讓市民敬而遠之，更讓政府在實際管理中更逐漸傾向于公立醫院。然而，當有限的公立醫院醫療資源無法滿足需求，又迫切需要民營醫院分擔診療壓力。這種政策的搖擺也讓市場參與方對前景的預期難以衡量，間接減弱了參與熱情。
　　除了民營醫院，其它服務性的醫療機構既有著發展的巨大前景，也面臨各種顯性和隱性的不公平待遇。惠州方舟體檢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由于缺乏強大的醫治平臺，民營體檢機構希望走專業體檢路線，主打服務牌，該中心自2012年成立以來，從原來每年1萬人次到2014年有望突破6萬人次。然而，無論政府部門還是大型企業，絕大多數都將體檢定點醫院放在原本就人滿為患的公立醫院。
　　市衛計局的工作人員表示，廣東省衛計委正在籌劃制定促進民營醫院發展的文件，該局在2014年8月曾收到一份征求意見稿。然而，反饋意見后，一直未見正式文件，多次向省衛計委詢問才得知，該意見稿收到反饋較多，牽連廣泛，面臨“難產”,政策破冰的時間很可能要延遲到2015年。
　　“民營醫院發展需要政策支持，而這個政策往往涉及地稅、社保等多個部門，并非衛計部門，特別是市一級的衛計局層面能夠實現。”市衛計局表示，他們同樣希望盡快見到省里文件出臺，以便于地方出臺配套措施，盡快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