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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總理最近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五大舉措促社會辦醫健康發展。擇其要點概括，即是：一、簡化醫療機構設立審批，取消床位規模、地點等限制。二、支持通過股權、項目融資等籌集社會辦醫資金；社會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納入政府補助。三、探索以公建民營等方式建立區域性檢驗檢查中心，面向所有醫療機構開放；推進醫師多點執業。四、落實社會辦醫各項稅收優惠，將社會辦醫納入醫保定點范圍，職稱評定等享受與公立醫院同等待遇。五、完善監管，建立退出機制等。

　　這五大舉措，多被解讀為“松綁社會辦醫”的關鍵性變革，因此受到業內和媒體高度關注，點贊的不少。

　　鼓勵社會辦醫，倒也不是才有的思路。據6月10日《光明日報》的評論文章引述：早在2014年1月，國家衛計委等有關部門就發布了《關于加快發展社會辦醫的若干意見》；2015年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又通過了兩個醫改文件，鼓勵社會辦醫、放寬中外合資合作條件。有了這么多有利條件，社會辦醫為何還是沒有多大起色？

　　在《光明日報》此篇評論的作者朱達志看來，這主要是因為：“上述"若干意見"強調區域衛生規劃和設備配置規劃，其實也就將社會辦醫納入了行政規劃，這實際上抬高了社會辦醫的門檻、抑制了社會辦醫的活力。”而此次明確的五大舉措，則有望為社會辦醫進一步廓清空間。他尤其看好取消床位規模起點要求和區域內醫療機構數量與地點限制這兩項“松綁措施”，認為“具有釜底抽薪的意義”。

　　社會辦醫需要“降低門檻”，是多位論者的觀點；但是究竟“如何落到實處”，則是問題深入之后難以繞開的癥結?！稙t湘晨報》的評論作者吳帥，同時也是一名執業醫生，他用自己了解到的業內信息向讀者講述了一種現實困境— 一位業界知名的醫生想開設一家診所，她不僅要面對店面巨額租金，還要建設藥房，聘請專門的藥劑師和護士……成本均攤到單次診療費上高得嚇人，如何與公立醫院便宜的掛號費競爭？吳帥因此在評論中說：“在中國，個體普通門診一定有必要配備這些設施、人員嗎？”

　　按照這位醫生的觀點，辦醫成本如此之高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民間的藥房藥店多到已有惡性競爭之嫌，何必還要求醫生辦診所的同時必須辦藥房；不少醫院的檢驗設備都處于閑置的狀態，完全可以讓個體診所利用，而不是各自為戰，造成資源浪費；最后，醫生要做某些手術，還可以到醫院租借手術室使用，進一步降低辦醫成本，還能夠確保醫療質量……

　　醫生們考慮的，是把緊綁在社會辦醫理想之上的束縛盡快解開；而公眾看重的，則是大舉促進社會辦醫之后，能否真正改變看病難、看病貴的沉疴痼疾。否則，公立的“醫老虎”沒管住，又放出一批民營醫院的小怪獸，豈不苦哉？

　　持此疑慮的，有《中國青年報》上發表評論的胡印斌。他提出：面對社會辦醫，必須處理好“松綁”與“監管”這兩個目標的關系?！耙环矫?，固然應該立足于"松綁"，諸如降低準入門檻，簡化相關審批，給社會辦醫一個公平的市場發育環境；而另一方面，還應在提高監管水平方面下大力氣，以求社會辦醫能夠在正常的環境下運行，不至于總是成為民眾吐槽的對象。”

　　作者提出：“不僅要降低社會辦醫的門檻，給社會辦醫以"國民待遇"，讓民眾有更多的就醫選擇；也要同步強化監管，將社會辦醫與公辦醫療放置在同樣的監管平臺之上，一視同仁，以監管促規范，以監管求發展?！?

　　“社會辦醫的真正出路在哪”— 這是《廣州日報》唐鈞的評論文章的題目。對于今年以來一路綠燈的社會辦醫，對于把社會辦醫當做解決“看病難、看病貴”有效路徑的改革思路，作者還有兩個關切之問：第一，社會辦醫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嗎？第二，社會辦醫怎樣才能起到作用？

　　對第一個問題，這位社科院研究員的回答并不樂觀。他認為，中國目前的醫療服務體系問題是結構性問題，除少部分地區外，問題并不在于醫院的絕對數太少。比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大醫院”或“好醫院”可能人滿為患，但與此同時更多二級醫院、一級醫院，卻又病人很少甚至門可羅雀。因此，相當多的醫療資源實際上被閑置，遠沒能發揮其作用。而優勢或稀缺的醫療資源— 比如高素質醫護人員— 向一些“大醫院”、“好醫院”集中，也自有其客觀規律性。在此前提下，利用社會辦醫發展增量或者盤活存量，可以發揮作用，但顯然無法與傳統的“大醫院”、“好醫院”匹敵。

　　對于第二個問題，唐鈞研究員的分析倒頗有啟發性，他認為：要盡可能地讓高水平的醫生和醫院為更多病人服務，加快大醫院的病床輪換頻率(中國的病床的周轉率平均為21天，是美國的3倍)，當病人轉入康復醫院時，可以帶著高水平醫囑，充分利用社會辦醫資源，以降低醫療服務成本。他認為，這才是“社會辦醫的真正出路”。

　　究竟是爭取松綁，與公立醫院一較高下？還是各取優勢，在現有格局下尋找獨特的發展空間？束縛漸脫的社會辦醫，仍需尋找自我實現的現實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