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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國內媒體報道，只需一只便攜式“移動醫療箱”,居民便可在家中完成血壓、血糖、脈搏等健康數據采集及實時傳輸，構建連續性個人健康檔案。北京市東城區自2015年3月啟動社區衛生“云服務”以來，已為14902位居民辦理“云服務”卡，累計為重點人群建立個人生活方式檔案萬余份。

　　居民家中的“移動醫療箱”,與其它“互聯網+醫療”的做法相比，只能算作“小清新”,卻更深入社區、貼近生活。而通過技術改良，居民或許只要能完成戴袖套動作，就能自行采集數據，只要會在胸口貼上電極貼，就可完成心電圖的傳輸，這些簡單的操作正是居民所期盼，也讓居家老人等特殊群體不被“互聯網+醫療”所遺忘。

　　“互聯網+醫療”受到社會廣泛關注后，各種創新不斷，產品層出不窮，不同的概念更讓人目不暇接。僅通過互聯網進行診療的醫院，就存在“未來醫院”、“網絡醫院”、“云醫院”等多種稱謂，做法更是各具特色；手機掛號、遠程診療、掌上支付、可穿戴醫療設備等，也是花樣繁多，呈現“百花競放”的局面。

　　這種“闖勁”令人振奮，也顯露出“互聯網+醫療”的樂觀前景。盡管并非所有的做法都很完善，但只要敢闖敢試，最終必將走出一條寬闊大道來。正因為各種創新或點子都難能可貴，近期相關部門才推出了“互聯網+醫療”實際案例的征集活動，旨在集思廣益，促進“互聯網+醫療”統一標準、盡早定型。

　　但通過近年的發展看，“互聯網+醫療”的做法很多，“土招”卻很少。姑且不論各種系統性的做法（如互聯網醫院等），都顯得十分高端大氣，即使是一些局部創新或“小點子”,也多內容龐雜、操作繁瑣，與群眾之間隔著不小的距離。例如，手機掛號和支付方便了一部分年青人，卻難以惠及農村患者或城里的中老年患者，還有改善的空間；可穿戴設備能將身體指標迅速傳給醫生，但價格昂貴、使用者寥寥。類似“移動醫療箱”等接地氣的做法，反而顯得稀缺。

　　越是接地氣的做法越能得到認同，操作上越簡單，越容易普及，越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例如，做好了“一卡通”這個簡單的“互聯網+醫療”模式，患者所有的診療信息都能隨身帶，在不同醫院間的診療也具有一致性；深入到家庭的“移動醫療箱”,讓居民真切地感受到便捷，這些“土招”或許比建一家互聯網醫院、開發一項高科技產品，更有作用和意義。

　　發展“互聯網+醫療”,需要“前沿引領”,但更要注重實用性和普及率，更要走“群眾路線”,高尖精的辦法需要，但“土法”更不能少，而這個“土法”,應理解為老百姓能接受、懂操作的辦法，就像便攜式“移動醫療箱”一樣，能讓老百姓感受到“互聯網+醫療”就在身邊、觸手可及。而這樣的“土法”多了，就能聚沙成塔，打下“互聯網+醫療”的堅實基礎。

　　互聯網+醫療

　　“互聯網+”熱風勁吹，傳統醫療行業也站到了風口上。借助互聯網連接、智能的特性，移動互聯網醫院、互聯網醫療軟件層出不窮，并因其隨時隨地可使用，能夠解決掛號、咨詢等就醫難題，受到人們的歡迎。最近《人民日報》刊出系列報道，結合越來越多患者通過互聯網掛號、交費、咨詢、查看報告等現象，就“互聯網+醫療”的特點、現狀和走向進行深入分析。

　　《人民日報》的系列報道，展示了當下“互聯網+醫療”興起發展的生動場景。作為移動互聯時代的新生事物，“互聯網+醫療”引起了醫療界、管理部門和輿論的高度關切。前不久，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宋樹立表示，互聯網上涉及醫學診斷治療是不允許開展的，醫生通過網絡只能做健康方面的咨詢，不能開展醫療診治工作。這被外界解讀為國家衛計委對“互聯網醫療”的明確禁止，并引來一些網友和媒體的吐槽，被認為是在阻擋新生事物，扼殺互聯網時代為解決“看病難”“看病貴”進行的探索。

　　“互聯網+”是互聯網與傳統行業融合發展的新形態，可以充分發揮互聯網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將互聯網的創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經濟社會各領域，提升實體經濟和公共服務的創新力和覆蓋力。現在，人們相信“互聯網+”可以搭配很多東西，這些東西只要與互聯網有機相“加”,就能夠產生新的變化，開拓出嶄新的巨大空間，比如教育和互聯網相“加”發展起了遠程教育，金融和互聯網相“加”結出了互聯網金融之果，等等。然而，這一模式不能簡單運用于醫療診治，至少在目前國情條件下，“互聯網+醫療”不能理解為醫療診治和互聯網的簡單相“加”,不能直接等同于“互聯網醫療”.

　　嚴格說來，衛計委對“互聯網醫療”沒有全盤否定，而是根據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辦法。去年8月，衛計委出臺《關于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對醫療機構和醫療機構之間（包括醫生和醫生之間）進行的遠程醫療服務作出了具體的規范。可見，衛計委只是禁止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對患者進行的醫療診治，其他如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對醫療機構（醫生）進行醫療指導、學習交流，以及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回答患者的詢問，就健康問題給出咨詢性意見（而不是就疾病問題進行診療并給患者開出藥方），都不在禁止之列。

　　要求“互聯網+醫療”恪守“不能開展網上醫療診治”的邊界，嚴禁醫療機構（醫生）通過互聯網向患者提供醫療服務，有著很現實、理性的原因。醫療診治針對人的疾病，直接觸及人的身體，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和貼近性，醫生需要和患者面對面近距離接觸，通過“望聞問切”并借助醫學檢查檢測結果，才能對患者的病情做出科學的判斷。互聯網為人們遠程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但醫生和患者進行遠程交流，終究不能完全代替面對面近距離的交流，醫生通過遠程交流獲得的關于患者的信息，無論如何也不如當面接觸患者所了解的那樣直接、切近和深入。醫療診治活動的技術安全性與醫患交流的“距離”密切相關，“距離”越小，技術安全性越高。醫學技術和網絡技術發展到今天，“距離”和安全性之間的關系仍未有根本改變，出于最大限度降低醫療技術風險、保證醫療安全性的考慮，禁止醫生向患者提供“聯網醫療診治”,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近年來，我國醫療衛生領域暴露出一些深層次問題和矛盾，醫療機構和患者之間、醫生和患者之間的互信互諒受到較大影響，由此引發了一些嚴重的醫患沖突和惡性傷醫事件。在傳統醫療診治機制下，醫生和患者無障礙、近距離直接交流，尚且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和矛盾，可以想見，現在如果貿然放開“互聯網醫療診治”,客觀上將使江湖游醫、庸醫惡醫及各種醫療欺詐行為有更大平臺，醫患之間的不信任感和敵意情緒勢必變本加厲，醫療診治的風險將空前放大，安全性將大幅降低。從這個角度看，禁止醫生向患者提供“互聯網醫療診治”,正是為了最大限度降低醫療“信任風險”,保證醫療行為的“信任安全”.

　　當然，隨著移動互聯技術和業態的持續發展，“互聯網+醫療”的格局和邊界也會有相應的調整變化。目前我國禁止醫生通過互聯網對患者進行醫療診治，這種態度將與時俱進、順勢而為，隨著醫改的深入推進，法律制度和法治環境不斷完善，“互聯網+”新形態在醫療服務領域漸成氣候，“互聯網醫療診治”的一些環節有可能有條件地逐步合法化，成為傳統醫療診治活動的重要補充。

　　發達國家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他們的“互聯網+醫療”也經歷了一個從禁止到解禁、從探索到成熟的過程。如美國遠程醫療協會（ATA）制定了《遠程醫療實踐規范與指南》，要求醫療服務機構及其專業人員開展與患者的遠程互動交流，都必須嚴格遵循這個指南，以保證醫療診治行為的程序合法性與實體安全性。此外，關于互聯網遠程醫療與醫保的對接、網上支付、醫療機構和醫生的資質認定、遠程醫療糾紛或事故的處理方法、患者權利維護與救濟等，都需要通過制定行業規則、技術規范和完善立法來加以保障。這些做法和經驗都值得我們學習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