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醫改國際經驗給予我們啟示的基礎上,如何推動商業健康險更好地、更深入地參與醫改,將是我們下一步工作持續關注的重點。”9月8日,保監會人身險監管部主任袁序成出席健康保險專家座談會時表示,商業健康保險作為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得到了醫改工作的高度重視,近年來發展迅速。
然而,服務醫改涉及面寬、專業性強、難度很大,商業健康險要如何克服其發展初級階段的重重困難,才能不負眾望完成使命?
服務醫改 成效初顯
經過30年發展,我國商業健康險在豐富醫療保障供給、提高醫療保障水平、減輕群眾醫療負擔、完善醫療保障體系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據袁序成透露,2002年以來,我國健康險保費年均增長25%,目前有100多家保險公司開展了商業健康險業務,備案銷售的產品涵蓋疾病險、醫療險、護理險和失能收入損失險四大類,有超過2300多個產品在售。
今年前7個月,商業健康險保費收入達1414億元,同比增長40.7%,高出保險業平均增速近21個百分點。2009年至今,商業健康險累計支付賠款超過2400億元,為投保人積累了超過3500億元的醫療保障基金。
值得注意的是,保險業借助在精算、服務、風險管理等方面的優勢,積極參與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和醫療保險經辦業務,服務國家醫改大計。據袁序成介紹,2009年到今年上半年,保險業累計受托管理醫保基金879.9億元,保費收入756.6億元,累計支付補償和賠款金額1157.9億元,服務人數超過2億人次。
深化醫改 寄予期望
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商業健康險發展。
2013年9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其中明確提出要“積極發展健康保險”;2014年8月,保險“新國十條”也提出要發展“多樣化健康保險服務”;2014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快發展商業健康保險的若干意見》,則是國家從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發展健康服務業、促進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高度定位商業健康險的功能作用,同時成為第一個全面部署商業健康險發展的專項文件。
今年5月,財政部、國稅總局、保監會聯合印發了《關于開展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政策試點工作的通知》,決定對個人購買商業健康保險給予稅收優惠政策;7月,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關于全面實施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制度的意見》,明確由商業保險機構承辦大病保險。
對此,袁序成強調,這些文件的印發一方面表明國家高度重視商業健康險發展,希望其能在深化醫改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醫療保障體系中進一步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表明商業健康險面臨著巨大的發展機遇,未來成長空間很大。
基礎薄弱 亟待提升
醫改對商業健康險無疑寄予了很高期望,那么,商業健康險到底能對醫改做出哪些貢獻?我們可以從奧巴馬2010年起在美國實施的醫改案例中探知一二。
作為奧巴馬醫改計劃的總設計師,美國賓州大學教授Ezekiel J. Emanuel在座談會上介紹稱,醫改實施以來,美國醫療支出年均增長率有所下降,商業保險、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自2010年至2013年的醫療支出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1%、-0.5%和-0.7%,較醫改前三年年均增長率分別降低了3個、2.9個和1個百分點。
Emanuel認為,控制醫療支出需要注意減少住院治療,同時控制慢性病,以減少所需的醫療專家、急診室和醫院服務。其中,商業健康險可以通過對家庭醫護服務、防控慢性病等項目提供更高報銷水平來實現更高質量的護理和更低的醫療費用。
不過,我國商業健康險發展與醫改要求與人民群眾的需求之間還存在較大差距,還面臨著一些制約其發展的困難和問題。
袁序成坦言,從行業外部看,社會各界對商業健康險的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基本醫療保險水平的無序提高也制約了商業健康險的發展空間;從行業內部看,商業健康險發展存在基礎數據積累不足、專業能力有待提升、人才隊伍儲備和培養滯后等問題。
醫保關系 優先把握
事實上,商業健康險高效參與醫改還有一個前提,就是處理好與醫院的關系。正如南開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教授朱銘來所言,險企與醫院不應對立,而應是合作共贏的關系。
據中日友好醫院院長王辰院士透露,目前醫院與保險共同參與提質增效的積極性較低。對此,Emanuel認為,改變支付方式是減少不必要治療、減少昂貴但效用并不更好的治療的關鍵。通過選取有效的支付方式,醫生會促使患者保持健康,而不是僅僅在患者患病時才采取治療并接收他們住院。
據悉,中日友好醫院目前踐行了商業健康險發展的頂層設計,定期組織行業培訓,建立商保聯合工作組,選任商保專管員和商保服務醫師,構建了承擔商保的服務網絡。同時調研市場,尋找自身的保險需求,與險企合作開發健康服務、醫療風險、專科專病保障等新險種。此外,積極搭建商保結算平臺,與險企探討醫院費用監管問題,主動優化流程,適應協議險企的要求,并帶動新技術創新和應用,滿足險企的更高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