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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2歲的石家莊人趙淑英至今仍記得當年在北京遭遇號販子的場景。

　　6年前，她得了更年期內分泌綜合癥。但她對本地醫院"并不那么信任",加之"北京離得很近".于是，她尋到了北京一家三甲醫院，這里有最好的婦科內分泌專家。

　　趙淑英和丈夫坐火車抵達北京，彼時已是初冬傍晚，北方已經感到陣陣寒意。趙淑英深知一號難求，為掛上第二天的專家號，她計劃通宵排隊。為此，她和丈夫全副裝備，保暖的衣物、水杯、吃食，甚至還有兩個以備休息的馬扎。

　　在掛號大廳等候的一夜異常難熬，大廳里擠滿了人，充斥著各地的方言，隱隱觸鼻的異味。雙腿也因久坐而酸脹不堪。

　　這些代價在趙淑英看來并非不值，直到她看到這一幕：清晨6點多，幾個男人撥開隊伍前的人，拿起橫在前面的兩個板凳，牢牢占據了掛號窗口。

　　她知道這些人是號販子，媒體的報道早將這群人勾勒了一遍又一遍。但經歷了一夜的等待，這個溫和的女人終于爆發了，她沖上前去和他們理論。

　　一個壯碩的男人沖著趙淑英不屑地一笑，告訴她說："哥兒幾個排隊了，跟保安做過登記了。"

　　跟在她身后大喊保安的丈夫霎時陷入沉默，拉著她回到原地。身后一聲嗤笑讓這個中年女人感到無比委屈和憤恨。

　　當日上午，趙淑英沒有掛到她想要的專家號，只能不情愿地掛了一個普通號。此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她都在這個"人很好"的醫生那里復診。

　　與號販子的這場狹路相逢，一直令趙淑英印象深刻。至今她腦海里還常出現這樣的場景：慘白的大廳燈光下，她與號販子的短短對峙間，不遠處醫院保安抱臂旁觀，其他掛號的人也都一臉漠然，似乎毫不關己。

　　6年后，同樣的一幕被人拍攝下來發在互聯網上，一時引爆了網絡。事發地點在北京廣安門中醫院，視頻中是一個排了兩天還沒掛上號的女孩怒斥號販子把300元的專家號炒到了4500元，她聲淚俱下……

　　趙淑英也看了這段視頻，屏幕上女孩兒年輕悲憤的臉，漸漸與6年前的自己重疊。

　　今年3月5日，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在走兩會"部長通道"時，也提到了這個怒斥號販子的女孩兒，她說："我要感謝那位姑娘，一聲吼，推動了老大難問題的解決。"

　　這個老大難問題不但讓百姓悲憤，也曾讓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感到問題嚴重。他在3月9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舉行記者會結束后對媒體感慨道："我女兒帶我外孫去兒童醫院看病，用了4個小時也掛不上號，我女兒都哭了。"

　　但人們應該意識到的是，不論是這個女孩的悲憤還是前衛生部高官的感慨，都不是揭開問題的肇始。多年來，"號販子"早已是醫院管理中的一個"頑癥".

　　號販子的路數

　　北京同仁醫院一位工作年久的醫生回憶稱，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就出現了號販子這一群體。

　　網絡上可查的新聞最早可追溯到1995年。當年，一本刊名為《農家參謀》的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稱一位山東省農民在目睹了北京同仁醫院的眼科專家號被倒賣后，給同仁醫院黨委寫了一封信："我看到很多外地人都從倒號的人手里買高價號，也有人把3塊錢一張的號120塊錢賣給我，我沒要，我們農民哪有那么多錢啊……難道醫院領導就沒本事治這群壞青年嗎？"

　　根據當年的報道，醫院曾組織保安力量，和公安機關通力合作，但"屢抓屢不絕".

　　當年3元錢的號被炒至120元，如今300元的號已被炒到4500元。20年過去，當年被記者斥為"謀財害命"的問題始終未曾得到解決，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通過醫生、患者以及號販子的敘述，長年以來，號販子的行動路徑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通過醫生、患者以及號販子的敘述，長年以來，號販子的行動路徑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

　　2013年夏天，還在北京念書的張瑞（化名）在網上尋找到一份兼職，工作內容便是在醫院掛號大廳里替人排隊占位。

　　"那時候還是大一暑假，我們同學有做兼職就不回家的，我也想自己找一份（兼職），而且當時就說排個隊，最多熬個夜，也不是很累",已快畢業的張瑞如是解釋自己選擇第一份兼職的原因。

　　張瑞被要求每天下午5點前與號販子聯系，從下午5點排到第二天早晨7點，他可以賺到100元錢。

　　大多時候，與張瑞一起排在隊首的約有十來個人，與張瑞一般，他們都是被號販子雇傭而來的，年齡從20多歲到50多歲，他們唯一的作用就是"占坑".

　　大約早晨6點半左右，號販子會引著談好價錢的"顧客"前來，讓他站到代掛號人的位置上。接過"顧客"遞來的數張百元大鈔后，號販子會尋找下一個目標。

　　接了幾次活兒之后，張瑞放棄了這份"兼職":"查得越來越嚴，警察一晚上來好幾趟，要看身份證，還要看病例本，我怕被抓。"

　　還有一種做法則類似黃牛倒火車票。

　　去年年底的一天，界面新聞記者在北京積水潭醫院曾目睹了一名號販子向患者兜售專家號的整個過程。這個40多歲的男人麻利地報出這個患者想掛科室的專家名字，向他兜售第三天的專家號，不斷勸說著："你聽我的，你多早排隊也掛不上。"

　　當時北京各大醫院已經開始加大對號販子的打擊力度。但這名號販子稱，自己手里有通過電話和網站預約的專家號，"找一個人少的時間",只要自己在這頭一取消，再用患者自己的信息上網立刻就能掛上號。

　　據了解，在電話、網站和一些APP上預約的號碼，往往需要提前一天取消預約，并無任何退出成本。

　　除上述兩種方式之外，還有一種方式，被患者和媒體形容為"內外勾結".

　　兩年前，李靜和便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拿到了專家號。作為一名教師，長年的講臺執教令她用嗓過度，聲音從時不時的沙啞，變成了持續性沙啞。

　　李靜和試圖尋找這個城市最好的醫生，但令她失望的是，不管是預約電話、還是掛號網站，上面的專家號都已排到幾個月后。"耽誤不起了",對病情的極度擔憂迫使李靜和選擇向號販子妥協。

　　她找到了一個自稱"在醫院有熟人"的號販子，對方拿著她的就診卡和病例離開，等再回來時，已替她掛上了當天的一個專家號。這一切順利得令她無法想象，李靜和說："如果我不多花錢而老老實實排隊或者打預約電話，這輩子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掛上專家號！"

　　在講述這段經歷時，李靜和不斷重復著自己的懷疑："醫院里面肯定有人跟號販子相互勾結！" 與李靜和持同樣懷疑的人并非少數，在社交網絡上，指責如潮水襲來，很多人都在猜測醫生與號販子們相互勾結，謀取私利。界面新聞記者采訪了一些醫院內部人士，對此，他們給出了另一種說法。

　　田銳（化名）是一位門診醫生，在北京一家市屬三甲醫院已經從業6年。在許多場合，他都用反問的方式回擊質疑："號販子倒的基本都是知名專家號，但專家們都是業內翹楚，怎么可能淪落到給號販子打工呢？"

　　他聲稱，如果說"醫院內部"真有和號販子存在勾結的，那更有可能是醫院的非醫務人員，而非醫療專家們。

　　"一些保安會來求醫生，說給自己的親戚排個加號，大老遠來一趟不容易。一年下來，他家里七大姑八大姨在幾個科室都輪了好幾輪。"田銳表示，所謂給親戚的加號其實被拿去高價賣了，"這事兒久了，醫生們心里都有數，但都想著多一事兒不如少一事兒，這些人不好惹。"

　　據了解，這些保安都來自外包的安保公司，人員流動性極大。一些保安和號販子之間打得火熱，根據此前一些媒體報道，甚至還出現醫院保安幫著號販子拉生意的現象。對這一問題，一些醫院并非沒有察覺，和保安公司也簽訂相關協議試圖加以遏制，但收效甚微。

　　不同的信源也表明，號販子運作第三種方式主要基于手工加號條的存在。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醫生在看診時，常遇到一些重癥患者，或者需要復診的患者，為方便患者，醫生往往會出具一張手寫加號條，患者持著加號條，便可直接去窗口排號。而"加號"也意味著醫生在完成當天放號為患者治療的基礎上，還需要額外延長工作時間，以滿足患者就診需求。

　　更有甚者還會偽造加號條，再賣給急于就診的患者。界面新聞記者從北京多家醫院了解到，一般常見的手寫加號條上，往往只有寥寥幾字，如"請加號"等字樣，配上醫生的簽名、名戳和日期。這便提供給號販子們可鉆的漏洞。

　　記者從同仁醫院了解到，一些加號條被有心人窺探、收集，然后拿去仿制。"他們拿蘿卜摳個章，冒著醫生筆跡寫，像得不得了",同仁醫院一位行政人員苦笑道，"有時收繳到的加號條，連醫生自己都難辨真假。"

　　就這樣，號販子們大多以抱團的形式在北京的醫院里扎根。二十年來，這些散布在三甲醫院的號販子們，如水蛭一般緊緊吸附其上，并逐漸滋長延伸出一個畸形的地下利益鏈條。

　　號販子鉆了醫院的漏洞

　　在回憶這些年與號販子的種種斗爭時，前述同仁醫院的行政人員使用了一個詞：肉搏。

　　她說："醫院沒有權力去抓號販子，一般都是我們或者保安看到了，給派出所匯報，派出所來人給抓起來。早些年都是這么過來的，跟號販子斗，全靠肉搏。"

　　同時，由于違法成本過低，號販子長期處于"屢禁不止"的狀態。在被警方抓獲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這些號販子最多被關15天，或者被罰款了事。

　　"在醫院待久了，你就能看到，一些號販子本來給抓走了，沒幾天，又回來了，還在那兒攬生意，毫無顧忌。"提起"抓不完的號販子",田銳抱怨說，"也不能全指望我們醫生自己來抓吧，我們本職就是看病。"

　　正如田銳所言，醫院在抓捕號販子方面，并未被賦予過多權責。但無可否認的是，近年來號販子被揭出的行動路徑，早已暴露出，院方在號源管理和掛號制度設計方面存在諸多疏漏。

　　盡管北京推行實名制掛號看病已多年，但由于大多醫院網絡掛號平臺至今尚未與公安部門的身份信息系統聯網，因此實名制掛號形同虛設。

　　據介紹，號販子們在利用預約掛號網站、APP等搶號時，一般會使用他人身份證號或利用身份證生成器偽造證件號碼，尋找到買家后，會取消預約，讓買家用其真實身份信息搶回。此外，還有一種方式，一些不需要醫保的外地患者從號販子那里拿到的就是用假身份證掛到的號碼。

　　"醫院每天人流量太大，把一一甄別患者身份信息的工作交給醫生和窗口，壓力就太大了。"與田銳的觀點一致，在同仁醫院的上述行政人員看來，將遏制號販子的壓力夠轉嫁給醫生或醫院并不現實。

　　據了解，目前北京僅有北京兒童醫院將建卡窗口的讀卡器與公安部門相關系統聯網，以識別身份證真偽。

　　圍追堵截號販子

　　今年2月，北京市醫管局下發通知，要求市屬22家大醫院在今年全面實施"非急診全面預約",全面取消現場放號，試圖在各個平臺上進行設限來遏制號販子。

　　在醫管局通知下發前，北京市兒童醫院已推行"非急診全面"預約近半年。自去年6月開始，這家醫院和號販子展開了一場場圍追堵截。

　　當前，北京市兒童醫院在保持窗口放號的同時，還有多種預約方式，包括手機APP預約、自助掛號機預約、114電話預約、醫生工作站預約和微信預約，通過不同預約方式可選擇預約當天、7天內以及3個月內的就診號。據介紹，兒童醫院前期投入達600多萬元，組建了30人的軟件開發團隊，研究手機APP和微信預約平臺。同時還培訓了大量志愿者幫助患者在掛號機上進行現場預約。

　　從患者在手機APP上建就診卡開始，北京兒童醫院的研發團隊就設計了多種門檻來遏制號販子。

　　北京兒童醫院信息中心主任孫宏國介紹稱，在預約前，用戶注冊需要提供監護人手持證件照，通過后臺人工審核后才可以預約。同時，建立就診卡時，需要填寫患病兒童的詳細信息，包括出生日期、身份證號、性別等近十項。

　　"我們要求病人信息一旦填上不允許更改，"孫宏國稱，因為大多數號販子對孩子的情況了解并不詳細，因此在搶號時大多進行虛假登記。由于不同年齡、體重的孩子在用藥時都有著嚴格要求，因此虛假登記的信息一旦經過人工甄別查出后，是無法順利就診的。

　　同時，醫院在后臺對號源情況也會進行監控。如同一注冊信息的賬戶連續掛號、多掛緊俏專家號的情況會進行篩查審核，發現異動將會錄入黑名單。

　　然而在去年北京兒童醫院最初推行APP預約時，也遭遇被號販子利用倒號的情況。據《京華時報》當時報道，待每天晚上12天放開次日門診號后，號販子開始大量搶號，先搶專家號，搶完專家號再搶熱門科室的普通號。也有不少號販子通過從家長處獲得身份證號、手機號和患兒就診卡等信息，然后用患者家屬手機號注冊，登陸掛號APP開始搶號。

　　為了應對號販子的行為，北京兒童醫院則進一步在系統設計上進行完善。據該醫院介紹，除了后臺監控篩查外，目前在預約時還進行了一些限制，采取一個手機號關聯一張就診卡的方式，一個注冊用戶每個月最多可以預約兩個號源（內科號除外），病人如果需要復診可以通過醫生工作站內部轉診預約。

　　"系統規則是活的，可以調整的",孫宏國稱，目前還處于漸進摸索的狀態。同時，他也表示，一旦家長將手機號、自己的身份證號、兒童信息全部告訴號販子，再由號販子進行搶號，這在設計上很難進行遏制，"只能不斷跟家長宣傳，不要輕易把信息給號販子。"

　　在針對醫生加號方面的管理，北京市兒童醫院、同仁醫院等則采取一種更為直接發方式堵塞漏洞，即取消手工加號，轉而在醫院系統內操作。

　　對此，孫宏國進一步解釋稱，會盡量給醫生多一些的自主權，但也并非"想約多少就約多少".加號的患者必須曾是醫生的病人，醫生對病情十分了解。此外，醫生在醫院信息系統內操作時都會有記錄，院方也會進行監控。

　　"這其實是把對加號的管理放在院方而非醫生個人身上。"孫宏國說。

　　除了推出全面預約掛號、取消醫生手工加號外，北京市醫管局在3月1日還推出了專家團隊診療模式。

　　這一模式意味著領銜專家從此不再對外單獨掛初診號，包括特需號在內。按照就診流程，掛初診號并不限號，初診患者必須通過團隊出診醫生進行首診，經過專業診斷和輔助檢查后，將疑難重癥患者通過縱向診間轉診方式預約知名專家，而專家診治過的患者也可以根據病情需要由知名專家本人預約復診，或轉給團隊其他成員進行復診，形成雙向轉診機制。

　　據介紹，目前進行該模式試點有三家醫院的15個專家團隊，分別來自北京宣武醫院、天壇醫院、同仁醫院。每個團隊除了一名知名專家作為領銜專家外，還有多名中級以上職稱的醫生為團隊成員。據北京市醫管局介紹，目前成員共有87名，其中主任醫師8名，副主任醫師31名，占比達45%.此外，團隊成員都是經過多年醫療臨床實踐，專科專病的臨床經驗非常豐富，有較高診療水平。

　　據了解，目前上述團隊知名專家主要面向三類患者：醫院對口合作的社區轉診患者、復診患者和團隊轉診患者。為保證團隊轉診的服務，市醫管局規定，知名專家每半天應預留不少于50%的號源，解決團隊轉診患者就診。

　　"經過團隊成員首診后，決定患者是否可以交由知名專家的唯一因素就是病情。如果沒有見到專家，那么說明患者病情沒有那么重",同仁醫院副院長張羅在該院不久前召開的門診服務工作記者會上說。

　　由于號販子所出售的大多是三甲醫院的特需專家號，這一舉措被視為隔絕了患者通過號販子直通專家的道路。

　　然而，關于遏制號販子的行動仍處于嘗試摸索狀態，且試點多為北京市市屬醫院。同仁醫院的那位不愿具名的行政人員表示，這就意味著號販子并不會就此消失："今天出了一個政策，明天他們就有新的對策".她說，在一次會議上，一家在央屬醫院工作的同行問她："你們這么打號販子，結果號販子全跑我們這來了怎么辦？"

　　"那你們也打唄",她干脆地回應道。

　　一種非典型的供需矛盾

　　"號販子是在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惡劣，更應予以嚴懲！"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衛計委主任方來英的表態擲地有聲，他甚至建議要將號販子入刑。

　　但不管是加重刑責，抑或是在掛號設計和管理上設置諸多門檻，無人擔保能夠徹底杜絕號販子的存在。

　　需要厘清的一點是，號販子一般只出現在專家資源聚集、醫療資源豐富的大醫院里，卻極少聽說號販子們活躍在鄉鎮、社區醫院掛號窗口前。

　　所以在一眾三甲醫院中出現號販子這個特殊群體，究其根本，在于優質醫療資源稀缺，且過度集中，從而導致供需間存在矛盾。

　　我們可以做個假設：如果沒有號販子，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的一家三甲醫院你就能輕松掛到專家號嗎？

　　顯然不是，即使號販子一夜之間消失了，優質專家醫院資源嚴重稀缺的情況下，如果病人都想掛到專家號，掛號依然不會輕松。按照市場原則，優質的資源一定是有限的和稀缺的。

　　所以，一些管制經濟學家認為，從市場資源配置的角度看，號販子只是一個擾亂市場公平性的直接因素，而非導致市場資源緊缺以及造成供需矛盾的直接原因。與典型的、一般意義商品的供需矛盾不同的是，優質醫療資源供需矛盾的特點其實并不僅僅在于供給側的不足，而在于資源配置的不均衡。

　　去年11月，復旦大學發布"2014年度中國醫院排行榜".從分布來看，絕大多數百強醫院集中在"北上廣"等大城市，其中北京、上海的醫院占據排行榜前十位的半壁江山。醫療資源如此不均衡，不可能不催生號販子這樣一個畸形的市場角色。

　　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記者會上，全國政協常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原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提及"號販子"問題時也說："這反映了我們國家的醫療資源結構性矛盾嚴重錯配，都集中在大醫院，基層醫院沒有人去看病".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醫院副院長王建業在做客新華網2016全國兩會特別訪談時稱，"看病難"從更深層次來說，主要是我們國家醫療資源分配不均衡的問題。比如東西部的差別、城市和農村的差別。

　　為了改變"看病難"問題，"這幾年的改革對基層醫院已經有所加強，對醫療資源的建設主要是強基層、保基本，對鄉鎮衛生院的建設、對一百所衛生院的建設，"王建業如是表示。

　　王建業所言的強基層、保基本是分級診療的內容。作為新醫改的重要一部分，近年來，分級診療一直被國家大力推行。但也有評論指出，分級診療實施效果并不佳。

　　北京大學三醫院骨科主任劉忠軍此次"兩會"上指出，正是由于分級診療問題未得到解決，致使病人直接涌向大醫院就醫或異地就醫，造成看病難、掛號難等問題。

　　在劉忠軍看來，分級診療運行不暢，客觀地說，根本原因是高水平醫學人才分布不均勻，從而造成不同級別、不同地區的醫院不能提供均質化醫療服務。

　　醫療資源分布不均衡，致使外地求醫者眾多的現象，在北京尤為突出。作為全國行政中心，北京也一度被稱為"全國看病中心".3月7日，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在"兩會"上介紹稱，目前每天來北京看病的外地人達13萬，其中，23%來自河北。

　　而更早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前往北京看病的患者中，河北、內蒙古、山東、山西、河南周邊五個省份的患者已占到56%.

　　但在眾多求醫者中，并非所有人都需要專家號。北京市衛計委主任方來英接受媒體采訪時稱，一些患者在首診時便指定要頂級專家，這就意味著，這些有豐富臨床經驗和理論基礎的高年資的專科醫師和教授要和普通大夫一樣，檢查病人要從化驗單開始看，這"意味著對頂級專家資源的一種浪費".

　　市場定價權的非市場化也被認為是造成目前優質醫療領域孳生一批號販子的原因之一。

　　全國人大代表、臨汾市第四人民醫院院長賈愛芹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稱，目前國家規定的價格沒有正確反映醫生合理的勞動收入，她建議應當放開掛號定價權，通過價格的調配來讓優質資源能夠最大化利用。

　　而多位業內人士也認為，根治號販子現象是要靠推動改革和發展。進一步來說，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

　　對此，一些業內人士建議通過提高掛號費即可解決問題。3月5日，在全國政協醫療衛生界小組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北大醫院院長劉玉村指出，"號販子"問題根本在于醫療資源供需失衡，建議提高掛號費診療費用，降低藥費檢查費，并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

　　而近期的記者會上，黃潔夫則進一步指出，需要對整個醫院體系進行一場改革，要明確公立醫院、民營醫院、慈善醫院的不同屬性，進行合理定價，給患者以充分的選擇。

　　在他看來，政府要管的是為人民群眾提供基本的醫療衛生服務，以保證社會公平公正，每個人都可以得到醫療。但對于多元性、高端的醫療服務則要開放市場，讓社會資本進入社會辦醫，讓民營醫院甚至外資進入到市場里來。

　　"把這塊蛋糕做大，而不是這一塊小蛋糕用計劃經濟來分配。所以這樣才能很好的解決。"黃潔夫稱，將民營醫院等同于誠信不好的醫院的認知，其實是錯誤的。"其實美國最好的醫院都是私有醫院，而臺灣的長庚醫院是公益性的，比現在中國大陸的任何一家公立醫院都更公益。"

　　在解決"號販子"問題上，均衡醫療資源、完善分級診療、加強醫生培訓、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薪酬制度等等都被認為與此問題息息相關，絕非一日一事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