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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國家衛健委一紙文件表明對公立醫院藥房托管的態度：不得承包、出租、托管。

 

　　已經建立托管關系的院企雙方會立即“撕毀”合約嗎？

 

　　零差率沖擊下，院內藥房、院外藥房等模式會成為醫院的另一選擇嗎？

 

　　避免醫院將國家醫改政策“走歪”，相關部門應該如何打出一套組合拳？

 

　　弊端已現 禁令前已有“退市”

 

　　零差率時代，藥學部門從利潤中心變為成本中心，“‘一刀砍掉’藥房成為部分醫院的選擇。”北京大學藥學院藥事管理與臨床藥學系主任史錄文表示，鑒于藥房托管弊端的逐步顯現，公立醫院公益性由此受到影響的結果開始出現。國家表明叫停藥房托管的決心之后，原先處于弱勢地位的部分企業擁有了與院方談判的籌碼，建議醫院與地方相關部門遵守國家政策。

 

　　北京鼎臣管理咨詢有限責任公司創始人史立臣說，早在國家禁令出臺之后，已有企業退出藥房托管市場。以國藥控股為例，此前國藥控股曾通過非公開發行籌集人民幣約10.3億，主要用于醫院供應鏈延伸項目以及社區醫院藥房托管等項目，但后續國藥控股便表態將退出藥房脫管，原因是“不掙錢，且有政策風險。”有類似做法的還有九州通、步長等多家上市公司。

 

　　“即便國家已經叫停，藥房托管仍不可能在短期內從全國消失。”史立臣強調，一方面，國家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落實到位有待考證；另一方面，部分藥房托管本身由地方政府主導，在協議期內解除合約，院方與企業如何應對由此帶來的損失，難以評估。

 

　　在部分業內人士看來，即便國家禁止公立醫院實行藥房托管，但監督機制與懲罰機制仍不明確，專家建議盡快出臺配套舉措。

 

　　藥房托管“替代品”或將出現

 

　　公立醫院將藥房托管給相關企業之后，要收取一定數額的托管費用，并從藥品銷售額中按照一定比例抽成。這一模式的直接弊端是將醫生處方行為與藥品銷售之間的關系“移到臺下”，“藥房本身是醫院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其重要性如何，一旦從‘母體’脫離，其運行勢必受影響。”史錄文強調，直接受到損害的便是患者用藥安全。

 

　　在史立臣與史錄文看來，國家衛健委文件主要針對的是藥房托管模式，對于院內藥房與院外藥房等模式沒有“下文”。“藥房托管被禁之后，社會資本投資的院內社會化藥房、院外藥房等模式將成為醫院的選擇。”史立臣強調，近年來，不少公立醫院擁有了自辦院外藥房，這些藥房或者由醫院全資建設，或者參股投資，醫院具有獨立的法人資格。據悉，不少院外自辦藥房與醫院HIS系統實現連接，醫生開具的處方可以直接上傳至院外藥房。

 

　　由于院外藥房銷售藥品不會被納入藥占比，因此成為不少公立醫院的選擇。某公立醫院負責人曾公開表示，公立醫院引進藥品品種有數量限制，遠遠不能滿足臨床需求。與此同時，部分藥品由于沒有及時被納入基本醫保目錄，患者自負比例超過醫保限額規定部分，將由醫院自行承擔。

 

　　多重背景下，院外藥房應運而生。例如浙江邵逸夫醫院設立的邵醫藥店、浙江省兒童醫院設立的貝康藥店等。有專家認為，院外藥房有利于醫院獲得可觀收入，同時保障了患者用藥選擇。但也有專家認為，院外藥房有悖公立醫院改革初衷，甚至有可能演變成為另一種形式上的“以藥養醫”。

 

　　史錄文強調，目前，公立醫院改革也在摸著石頭過河，允許各種改革模式的出現，但如果改革模式弊大于利，國家便會在相應時刻出臺干預政策。同樣，即便目前國家未明確表明支持或禁止院內藥房、院外藥房等模式，但當其弊端影響改革基本方向的時候，國家同樣會出臺禁令。

 

　　建立補償機制 不讓醫院“走彎路”

 

　　全國實行藥品零差率之后，“收入受損”是很多公立醫院管理者最直觀的切實感受，盡管國家通過調整醫療服務價格、實行藥品帶量采購等舉措完善補償機制，但醫院仍需自行消化一部分損失。“補償機制應該是一套組合拳，需要多方跟進。”史錄文強調，不讓醫院因此“走彎路”，解決這一矛盾的核心舉措是依靠政府與市場手段建立正常的購銷關系，將不符合法律與政策的灰色空間擠掉。

 

　　“利益調整是改革中的難點，過程注定是痛苦的。”史錄文強調，市場購銷主體正常關系建立起來之前，政府應該提供滿足購銷雙方的合理價格，出臺整體的配套舉措。例如，在醫保政策方面，相關部門應該允許醫院從采購價格與醫保報銷價格之間尋求差價，以激勵醫院建立科學的合理用藥機制。

 

　　當醫院收入受到影響的時候，便會想方設法尋求彌補方案，實現醫藥真正分開，并非易事。實現醫療行為與用藥行為分開，史立臣建議實現患者憑處方自由購藥，“電子處方上傳至醫院信息系統中，將紙質處方交給患者，由患者自主選擇購藥地點。”史立臣補充道，國家相關部門同時要加強對藥店的審查及用藥行為的監測。

 

　　對此，史錄文認為，健康中國戰略目標已經建立，面對龐大的醫療體系，哪種模式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改革效果，便可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