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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鬧”行為將不能再“任性”下去。今年8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正式通過將“醫鬧”處罰納入《刑法》，并由10月1日起正式執行，根據新修訂條例，“醫鬧”者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醫鬧入刑”無疑讓公立醫院“稍稍松了口氣”,但對于民營醫療機構來說，法律修訂后并未讓他們感到輕松。面對“醫鬧”,目前很多民營醫院的第一選擇就是“私了”,而不是尋求醫調委調解或者是走法律途徑。

　　民營醫院：生意越好 “醫鬧”越多

　　前輩傳授經驗：“私了”是最有效的辦法

　　拉橫幅、設“靈堂”、聚眾抗議、甚至與醫護人員沖突……這是“醫鬧”常使用的手段，也是醫院運作過程中最頭痛的問題。對于在廣州某民營醫院擔任對外工作負責人的李華（化名）來說，這場景他一點都不陌生。

　　李華在民營醫療界“混跡”了10多年，面對一年少則幾次，多則十多次的“醫鬧”風波，李華顯得經驗十足：“從我處理第一單糾紛以來，我的前輩告訴我走‘私了’是最‘行之有效’的辦法，而且‘生意’越好的醫院遭遇‘醫鬧’的次數越多。”

　　李華坦言，如果通過正規渠道去解決，需要經過第三方醫療事故鑒定、法院判決等繁瑣的流程，耗時長達幾個月，而且在走正規途徑期間，患者家屬往往會采取上門鬧事的方式妨礙醫院正常運營。“一家民營醫院每天的硬性運營成本在10萬以上，所以協商‘私了’也是我們無奈之舉，但妥協結果也造成了‘醫鬧’頻發的惡性循環。”李華說。

　　對此，廣州某集團化民營醫療機構負責人陳方（化名）也深有體會，他向記者表示，醫鬧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有負責中介聯系病人家屬，有“黑律師”支持，還有專門哭鬧造勢的的“專業演員”,組合起一個專門鬧事的惡勢力，實際上賠償款項到患者家屬手中少之又少。

　　業內專家：“私了”或為掩蓋非法行為

　　民營機構負責人：違法成本高 醫院越來越規范

　　雖然，李華和陳方對“醫鬧”事件感到深惡痛絕，但就目前而言，他們還是選擇以“私了”作為解決途徑，這原因何在？

　　廣東和諧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下文簡稱“醫調委”）主任王輝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上半年處理涉醫違法事件（即醫鬧）共139起，但其中只有8起為民營醫院案例，占調解總數的5.76%.“原因在于事件尚未上報到醫調委就已經私了解決。就醫調委工作流程而言，介入調解是在雙方同意的前提下進行，除非引起相關部門注意，才會安排醫調委主動介入。”王輝解釋。

　　王輝認為，民營醫院選擇“私了”途徑，有幾方面的顧慮，一方面可能其在醫療過程中確實存在非法行為，不希望公開曝光；其次患者家屬到醫院鬧事，將直接影響民營醫院營業收入；再次是政府相關部門缺乏對民營企業的保護，一旦發生糾紛，有關部門都希望企業賠錢了事。

　　法治廣東研究中心主任宋儒亮則認為，民營醫院私了更多是出于利益角度考慮，他指出，在法律條文清晰且證據充分的前提下，民營醫院提出“私了”,很可能是用一種違法手段去掩蓋更大的違法行為。“他們是怕自己其他非法行醫等行為被發現，因此只能拿錢去堵住患者的嘴巴。”“如果民營醫院的合法權益受損害，那他們還害怕公安機關來查嗎？”宋儒亮反問。

　　顯然，王輝與宋儒亮共同認為，民營醫院害怕事件曝光所作出的“私了”行為，讓涉醫違法犯罪份子抓住“痛腳”,就長遠而言只會縱容“醫鬧”無休止地進行下去。要改變這一現狀，首先民營醫院自身要規范經營。

　　對于專家們的說法，一位民營醫療機構負責人回應稱，采取“私了”的方法解決醫鬧確實可能存在一些非法行醫的行為，特別是一些小診所，往往會因為醫生資源缺乏，用藥貪圖便宜而導致醫療事故發生，碰到醫鬧為了掩蓋過失而選擇“私了”.但是在正規的民營醫院，違法行醫違法用藥的情況已經減少，因為違法成本很高，一旦確認醫院有違法行為，輕則停業整頓，重則吊銷執照，這樣的處罰很嚴格，很少醫院會為了節約治療成本而冒這樣的風險，治療程序也已越來越規范。所以正規民營醫院選擇“私了”更多是為了“省事”.

　　部分市民：民營醫院遭“醫鬧”是“活該”

　　民營醫院人士：這是對民營醫院的歧視

　　在記者走訪過程中，不少市民認為，對“醫鬧”行為實在不敢茍同及容忍，這種擾亂醫院秩序的行為既違法，也是對其他患者求醫的不公平。

　　但當記者問及民營醫院遭遇醫鬧問題時，部分市民認為更多原因與民營醫院“技術不過硬”、存在“假醫假藥”行為及“以錢為中心”等因素脫不了關系。其中，曾在一家民營醫院接受過治療的潘先生說：“民營醫院一直都在賺患者的‘黑心錢’，遭遇‘醫鬧’上門實屬活該！”

　　對此言論，陳方感到憤怒和不解，他承認，從80年代至本世紀初，民營醫療機構的“發跡”確實存在一段“血淋淋”的黑歷史。但他向記者表示，自國家2001年放開社會資本進入醫療領域以來，民營醫療機構為了生存都在反思和改進自身的醫療質量。“以廣州為例，雖然與公立醫院之間尚存在較大差距，但從2010年起市內有一定規模的民營醫院在醫療上已達到規范化及現代化。隨著更多大規模社會資本進入，民營醫療市場競爭將更為激烈，而最終還是會按照中國香港或臺灣地區那樣，以醫療質量和服務說話。”陳方表示。“如果把‘醫鬧’當成是對我們的‘報應’，這即是法盲表現，也是對民營醫院的歧視！”陳方激動地說。

　　新規展望：公安做好取證，“醫鬧”就好解決

　　延伸思考：患者或更弱勢，權益如何保障？

　　隨著10月1日起“醫鬧入刑”實施，李華表示雖然新修訂條例可一定程度遏制醫鬧風波，但就執行層面而言，法規如何落實到民營醫院，這讓他抱有懷疑態度。

　　對此宋儒亮認為，治理涉醫違法事件關鍵是看公安機關能否按程序來落實，如果醫療機構發生涉醫違法事件，在手機錄像、攝像頭，還有各種人證物證俱在的前提下，公安機關只要做好取證工作，事件就能得到很好解決。“另外，新條文中所指的醫療機構并不會存在‘區別對待’，因為在法律面前，不管民營醫院還是公立醫院，出現涉醫違法事件都是平等的，如果區別對待那就不叫法律了。”宋儒亮說。同時，他認為“醫鬧”一詞帶有強烈主觀情緒，在法律上并未得到認可，建議應將“醫鬧”的說法更正為法律所認可的“涉醫違法事件”.

　　而王輝則認為，醫鬧入刑更加能引導醫患雙方進入調解流程，對重新構建醫患和諧關系及讓醫療糾紛非常態化提供法律基礎，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醫鬧”風波的蔓延，但讓王輝擔憂的是，雖然“醫鬧入刑”為醫院與醫生提供法律保護，但患者應獲得的權益應如何解決，這是值得深思的。

　　“不論公立醫院還是民營醫院，以前發生醫鬧時醫院為弱勢群體，但現在有法可依了，出現醫療糾紛后，醫院對患者的態度可能會轉變得更強硬，患者則有可能淪為弱勢群體。”王輝也建議，為避免日后糾紛沖突，醫院在實施醫療行為前可給患者買一份意外責任保險，真出現損害行為則由保險公司賠付，這樣可使雙方能積極通過合法法律途徑去解決，從而達到新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