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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強醫生，英文名“Dr. Smile”，人如其名，永遠帶著一臉陽光和善的微笑，他喜歡在手術時戴花色的手術帽，就像《實習醫生格蕾》里的萬人迷醫生Derec，他還酷愛拳擊，努力把健康狀況保持在28歲左右，去年48歲體檢時，他仍然實現了這個目標。

　　他是中國最知名的靜脈曲張微創手術專家，創新的多項血管微創技術，填補了亞洲血管外科的空白。他也是國內第一個把腹腔鏡技術應用到血管外科的醫生，其自行設計的醫療器械，獲得了兩項國家專利。38歲的時候，他就升任主任醫生——這是醫生職稱中的最高級別，一般在45歲左右才能獲得。

　　2012年年底，享盡成就和榮譽的張強最后一次以體制內醫生的身份走出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東方醫院辦公室時，門外響起經久的快門聲，十多家媒體的記者蜂擁而上。他可能是新醫改提出試行“多點執業”后，最知名的、在最年富力強時就走出體制的第一人，而且，他以辭職的方式完全脫離體制，走上了一條通往自由執業醫生的道路。

　　醫療界內很多人相信，這位頂尖級醫生從體制內的離開，以及他今后計劃實施的夢想，將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標志性事件。

　　兩年后，由張強一手創辦的“張強醫生集團”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醫生執業團體，它引進了發達國家通行的PHP模式（Physician Hospital Partnership，即醫生-醫院合作模式），旨在成為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執業醫生平臺。今年5月，張強醫生集團完成股份制改造，在一系列融、投資計劃完成后，將加速登陸新三板。

　　在過去二十多年內，受制于醫療體制的種種約束，醫生自由執業的探索在中國一直舉步維艱。業內認為，張強醫生集團如能成為一支有影響力的力量，將能推動自由執業探索的巨大進步，幫助新醫改實現其中一項核心任務——“解放醫生”。

　　健康界傳媒創始人趙紅說，從2009年新醫改到現在的6年間，醫療體制整體上變化并不大，能感受到的最大的活躍群體就是醫生，他們就如破冰者，推動著醫改堅冰融化。

　　自由執業探路者

　　對于張強和很多有情懷的醫生來說，自由執業是一種抱負和夢想。

　　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發達國家，醫生自由執業早已是一種通行模式，即持有執業醫師資格證的醫師，可以自由選擇個體、合伙或者受聘于醫院的行醫方式。醫生可以自由流動，充分競爭，讓市場來為醫生定價。

　　一份相關的數據顯示，美國共有230187名自由執業醫生，其中，52.8%為獨立行醫，37.1%為2-5名的醫生團隊，6.3%為6-9名的醫生團隊，3.7%為10名或以上的醫生團體。

　　而由于法律和體制的禁錮，中國95%以上的醫生為固定執業點行醫。在缺乏市場化定價機制以及醫療資源過度集中的體制下，中國醫生收入不高，勞動強度卻大得驚人。

　　由中國醫師協會在今年5月底公布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超三成醫生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六成以上的醫生對收入“不滿意”，認為自己的付出與收入并不匹配，在醫療暴力方面，近6成的醫務人員受到過語言暴力，13%的醫務人員受到過身體上的傷害，發生傷醫事件時，院方采取不顧是非息事寧人和無任何表示的占到了4成以上，這樣的處理方式讓很多醫生感覺寒心，64%的醫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或親人從事醫療行業。

　　定點執業客觀上也造成優質醫療資源不能合理流動，占資源絕對主導地位的公立醫院，對市場的虹吸效應過大，是看病難的根源問題之一。

　　在業界看來，醫生實現自由執業可能會成為改變我國固有醫療體制的關鍵一步。國家層面，2009年新醫改方案提出，要穩步推動醫務人員的合理流動，研究探索注冊醫師多點執業；上海在2011年底正式開始試點多點執業，北京、浙江、甘肅等多個省市也正在考慮研究相關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

　　不過，上海試行三年多來，在醫生中的歡迎度一直不高。究其原因，醫生和醫院都對多點執業存在很大顧慮。上海多家公立醫院的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三級醫院由于患者集中，幾乎所有科室仍處于缺人狀態，醫院首先要考慮醫生能否滿足自身的需求，而多點執業可能會影響到院方對醫生的管理權。而醫生的顧慮則是，目前中國對于醫生是否成功的標準主要還是顯示在職稱上，因此醫生并不愿意因申請多點執業而冒險得罪第一執業點的院方。

　　因此，有醫療界的投資人和學者表示，看起來，醫改在“解放醫生”這個關鍵問題上的改革措施，似乎是失敗了。

　　然而，張強正是看到了“多點執業”所釋放出來的機會。他說，“我們現在大多數醫生的觀念是嚴重滯后于政府、滯后于社會的，我認為，政府推多點執業的意圖，是為了將來的社會化軟著陸所做的過渡機制。”

　　究其根本，仍是公立醫院的體制阻礙了自由執業的試點，若想真正實現自由執業，不對舊體制動刀很難取得實質成功。但是，曾在三家公立醫院工作并擔任過管理層的張強坦言，公立醫院的體制問題要靠自身來解決可能是比較困難，醫生這個群體可以主動在醫改中起到一些作用。

　　張強醫生集團實際上就是為愿意出來自由執業的醫生搭建一個有歸屬感的平臺，由公司擔任“經紀人”的角色，幫助醫生處理除了看診和手術以外所有的事情，公司為每一名簽約醫生都提供專業的服務團隊，包括護士、秘書及麻醉師，并由集團出面與不同的醫療機構簽約，解決醫生手術時需要的空間、設備、機械等問題，同時提供法律支持，解決醫生的后顧之憂，更好地為病人提供服務。

　　從去年起，上海、北京各大三甲醫院的多位骨干專家陸續離開體制，加盟張強醫生集團。現在，張強醫生集團已經擁有了7個專科團隊，與上海、北京四家高端醫療機構形成了合作。

　　跟進者越來越多

　　“這將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趙紅說，“更多的醫生開始關注自己的生活質量、職業規劃，關注自己未來在哪個領域里面、哪種市場形態中可以選擇到適合自己的平臺。”

　　記者了解到，多家知名投資基金已經開始涉足或關注像醫生集團這樣的公司。

　　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合伙人陳鵬輝向記者表示，投資的主要邏輯在于，醫療的本質是醫生。他說，“醫院很重要，但醫生尤其重要。醫生集團這個新的模式，以及最近很多創新的努力和嘗試，為我們投資于醫療服務行業打開了一扇新的門。”

　　醫生不僅是核心資源，也是稀缺資源。陳輝鵬估算說：“我沒記錯的話，我們國家有300萬左右的醫生，但真正能達到發達國家、比如美國的MD（Doctor of Medicine, 即醫學博士）水平的那種人，可能最多只有十萬到二十萬，而現在領先的互聯網醫療公司在定位優質醫生的總量時，基本都是以千位級在算，大概也就是在七、八千左右。”

　　而另一家有深厚醫療產業背景的弘暉資本，也開始將目光轉向如何聚集優質醫生這塊稀缺資源，甚至可能親自涉足其中。在過去，弘暉資本的主要投資領域還是在醫療機構，以及與醫療機構相關的互聯網應用上。

　　事實上，如果說張強醫生集團在當年還只是一個“膽大妄為”的特立獨行者，那么到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正開始嘗試效仿這種模式。

　　今年3月，北京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醫師孫宏濤發起組織了“體制內醫生集團”，通過互聯網平臺，對簽約醫生根據患者預約安排診療服務。

　　5月8日，一個由北京6家大型三甲醫院心律失常專業骨干組成的“哈特瑞姆心律專科醫生集團”宣告成立，成為我國心內專科領域第一個專科醫生多點執業平臺。

　　5月15日，落戶在廣州的“私人醫生工作室”也正式揭牌運營，中山大學附屬第六醫院、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3位專家正式接診。

　　今年下半年，國家衛計委和上海市重點醫改項目上海國際醫學中心（簡稱SIMC），也將試水醫生合伙人制度，醫生可以技術入股的形式，與SIMC共同成立獨立法人的技術服務公司或設立新醫院，SIMC從一個醫療機構，變身為服務于醫生創業、擁有孵化器功能的天使基金。

　　盡管這些嘗試仍不是完全獨立運營在醫院體制之外，但方向均為組成醫生集體，為他們尋找市場化的多點執業合作，這種新的醫療服務業態正在形成。

　　事實上，SIMC的轉型，從某種程度上，也象征著醫生這個主體已經成為醫改的中堅力量。

　　SIMC是上海新醫改催生的一家高端非公立醫療機構，也是國家衛計委和上海市的重點項目以及鼓勵發展高端醫療的典型，原衛生部部長陳竺曾親自出席該項目的奠基儀式。

　　上海原本希望把SIMC作為一塊醫改“試驗田”。它試驗的課題主要有兩項，一是醫生多點執業，在上海市衛生部門的支持下，SIMC與上百位三甲醫院最精銳的骨干專家簽約多點執業，意圖打造一個“超級醫院”；二是公立醫院的非盈利性改革，上海新醫改方案提出，要逐步剝離公立醫院的特需醫療，使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的本質，為此，《上海市醫療衛生設施布局規劃（2008——2020）》（草案）提出，分別在浦東和虹橋商務區建設上海國際醫學中心、新虹橋國際醫學中心兩個醫療功能拓展區，將公立醫院的特需醫療剝離進入上述兩個國際醫學園區。

　　然而，SIMC在2014年5月正式運營至今，并不順暢。

　　2014年的平安夜，SIMC醫療院長兼首席內科醫生繆曉輝宣布離職。繆曉輝是國內知名感染病學和肝病學專家，加盟SIMC之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長征醫院副院長。他的離開，成為SIMC運行不暢的一個標志性事件。

　　記者從熟悉SIMC運營狀況的知情人士處了解到，目前醫院的病床空置率高達90%以上，門診也是門庭冷落，并有大量員工離職。

　　多位醫療界內人士對記者表示，SIMC依靠體制內的推動來做的試驗，實際上算是失敗了。而此次轉型變身，可能是救其于危難之中的最好機會。

　　自由執業的土壤還未成熟

　　不過，由于自由執業的土壤在中國還不成熟，醫生集團在當下的發展仍面臨局限。

　　首先，醫生要從“單位人”轉為“社會人”，這一身份的轉變始終遭到重重困難。我國從1999年開始施行的《執業醫師法》規定，醫師實行注冊制，在當地衛生行政部門注冊后，按照注冊的執業地點和范圍從事醫療活動。這決定了醫生定點執業的“單位人”屬性。

　　如果要推行多點執業甚至是自由執業，就必須打破上述法律框架，使醫生作為“社會人”得到合法化。

　　2013年9月，深圳曾經首次就醫師多點自由執業制定過一份實施細則，其中的核心內容就是解決自由執業醫生身份合法化的問題，但當時提交給廣東省衛生廳后，被批評“步子邁得太大”而擱淺。

　　此后，北京、浙江先后就多點執業推出更寬松的改革。北京申請多點執業的醫生從過去要取得書面同意，改為向第一執業地點所在醫療機構報告即可；浙江多點執業的新政降低了醫師多點執業的準入條件，要求醫療機構應允許醫生在法定工作日每周可安排一天用于多點執業，同時首次提出探索醫師自由執業，對于副主任醫師以上職稱、重點或緊缺專業醫技人員，允許其在浙江省內任一醫療機構內執業，無需辦理醫師多點執業登記手續。

　　據報道，深圳也將再次制定醫生執業管理方式的改革方案，可能將建立醫師多點執業地點自行報備制度，全面放開醫師執業地點限制，實行“統一注冊，全城通用”。

　　不過，與這些地方出臺的方案相比，國家層面的改革始終顯得較為保守。

　　除了醫生身份的重塑問題，整個業態環境還缺乏對醫生集團的支撐。

　　在PHP的模式中，醫生和醫院不再是雇傭關系，醫生通過保險公司或患者獲得收入，收入標準按照國際通行的CPT-CODE標準（標準化醫療服務薪酬計算方式，即按照服務時間與難度權重計算醫生的報酬），醫院僅僅成為提供設備和空間的場所，醫生成為醫療服務中的核心資源。

　　陳鵬輝說，PHP在美國是較為通行的模式，在美國，是把醫院和診所都建好了，甚至護士也已經配備了，醫生或者醫生集團可以拎包入駐，有完善的基礎設施提供給醫生集團，但在國內，目前這一塊還有待發展，醫生集團缺乏一個跟他們配套的基礎設施。

　　正是因為如此，張強醫生集團目前合作的機構仍僅限于有外資投資的高端醫院，如臺資背景的上海禾新醫院、美資背景的和睦家醫院、沃德醫療中心等，這些機構在與自由執業醫生集團合作方面已經有成熟的土壤和經驗。

　　這也直接帶來了支付方的問題。醫生集團入駐的高端民營醫院，目前還未與醫保掛鉤，主流仍是自費病人。張強坦言，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導致大多數患者看病不是跟著醫生走，而是跟著醫院。

　　張強說：“醫生集團的簽約對象不僅是民營醫院，也包括公立醫院，PHP的目標在于實現醫生價值的同時，讓醫療機構以更低的成本獲得優質醫生資源。”

　　6月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要將社會辦醫納入醫保定點范圍，這可能會改善醫生集團的生態環境。

　　盡管如此，醫生集團所推崇的自由執業，也只是醫改系統工程的一個環節，其適用的群體可能也局限于一部分成熟專家。多名業內人士還表示，患者就醫不僅是看醫生，還要看平臺整體的醫護體系是否完善，需要實驗室、影像、手術室、麻醉醫生，復雜的手術還需要重病監護室，很多民營機構并不具備這些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