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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中國的醫療體系始終受制于一個二元悖論。

　　一方面，全民平均擁有的醫療資源非常匱乏；

　　另一方面，優勢的醫療資源卻只集中在少數的大醫院。
 

　　在這樣的現狀下，病人只能用腳投票，小病也都上大醫院看。這人為的造成了看病難和看病貴的問題，對服務方和支付方都造成了很大的擠壓。分流和控費就成為了醫改下來急需解決的問題。

　　要推動控費，除了限制大醫院的發展并控制產品方的價格以外，分流的意義非常重大。本質上來說，分流也是控費的一種有效手段，因為基層醫院各類成本都要比大醫院低很多，基礎醫療對醫療支出的降低有著重要的作用。在政策和市場需求的推動下，各類社會資本也都開始涌入基礎醫療領域，而互聯網醫療公司的進入則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之一。自去年以來，互聯網醫療公司雖然獲得了大筆的融資，但始終無法找到明確可行的商業模式，這主要是源于支付方的缺乏和服務方在后端無法跟上。

　　互聯網醫療公司希望通過進入線下的基礎醫療領域，來解決沒有支付方和服務跟不上的問題。但是，中國基礎醫療長期以來積貧積弱，這是一個遠比線上醫療服務復雜的市場，以輕資產運營見長的互聯網公司要切入傳統重資產模式，其難度反而更大。因為這意味著不僅要面對極其困難的市場挑戰，還要改變固有的互聯網思維，更多的從做好每一個服務細節開始。

　　面對互聯網醫療公司的涌入，一些輿論甚至認為互聯網可以顛覆傳統的診所發展，進而開創新型的商業模式，為醫患雙方都創造價值。但，基礎醫療的困境并非一朝一夕就形成的，也非短時間就可以解決的。

　　基礎醫療的發展困境到底來自何處？

　　中國基礎醫療服務的困境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首先，基礎醫療的服務能力是最主要的短板

　　服務能力分為幾塊，最核心的是醫生的診斷能力。在一個以科研為導向的醫療體系內，職稱意味著明面上的工資收入，更意味著暗里的藥品回扣。由于基層的工資低、職稱評定難，又是采取基藥制度，醫生在其中很難找到自身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因此，優秀的人才都流向了大醫院，或者就徹底離開了醫療服務行業。這造成了行業的怪圈，一方面，大量的醫學院畢業生找不到理想的醫療機構就業；另一方面，中國又是極度缺乏醫生。

　　在這樣的現實下，基礎醫療的醫生來源始終無法得到保障。而且，由于病人長期的不信任，基礎醫療的醫生長期得不到足夠的病人，又缺乏大醫院嚴格規范的內部培訓體系，這使得其醫術始終無法提高。另外，基礎醫療的檢驗能力弱，長期缺乏第三方檢驗服務使其無法完成很多基本的診療，同時，基層的藥品目錄不全也導致其不能有效的為本應在基礎醫療完成服務的慢病和康復人群服務。這些都制約了基礎醫療的服務能力。

　　其次，支付方難以推動基礎醫療

　　中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壓低醫療服務價格，讓醫生依靠產品賺錢的模式正嚴重制約基礎醫療的發展。雖然說中國各個層級的醫療機構服務收費也有一定的差距，但絕對值非常之低，只有幾元的差距。因此，即使基礎醫療的服務免費，藥品更加低價，大部分人還是會因為服務能力的考慮轉向大醫院。

　　因此，要真正形成分級醫療，必須大比例拉開各個層級之間的醫療服務費用，并通過向基層傾斜的支付體系來推動病人更多的選擇在基層看病。但這必須配以醫藥的徹底分開和基礎醫療的技術能力提高。如果提高了服務費用還是按照原先的靠產品賺錢的模式，不僅加大了支付方的壓力，也加大了病人的經濟壓力。而且價格不是病人選擇醫院的首要動力，如果基礎醫療的醫生能力沒有得到提高，用戶優先考慮安全性和對醫生的信任，還是會選擇去大醫院。

　　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基礎醫療的發展自身面臨著來自服務方和支付方的雙重挑戰，要去推動其自身發展就必須從最根本的做起。這主要包括核心醫生資源的建立、服務能力的配套、支付體系的改革和服務方與產品方的分離等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缺一不可。

　　互聯網能否起到推動基礎醫療發展的作用，甚至是主導的作用？

　　首先，醫生的核心資源建立根植于體制的變革，互聯網對此無能為力

　　優質的醫生資源受困于體制，不能也不愿離開體制來建立獨立的服務方，更多的是采用名醫工作室等合法的走穴模式，意圖通過這種模式獲得體制和市場的雙重紅利。當然，體制內的少量有著市場精神的醫生已經開始自己創業，這對整個醫療體系的變革是有推動作用的，但這樣的力量畢竟太小，核心還是要依靠政策的推動，讓醫生真正有動力來參與到基礎醫療的變革中來。

　　只有當醫生可以真正自由執業、市場對醫生的服務費用提高較為認可，和醫生的收入不再來自產品這三點達成之后，基礎醫療的服務能力才可能真正提高，優質的醫生資源也才可能注入，從而形成正向的循環。但這取決于支付體系的改革。

　　當然，如果是采取自建的重資產模式，可以自建一整套的支付服務體系，將在很大程度上規避現有的問題。但這需要長期穩定的資本投入，并且需要商保的長期支撐。必須規避逆向選擇的個險用戶，說服雇主在高額的醫保支出后再為員工購買商保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線下門診輻射面有限，適合區域性發展，這與互聯網的全國性發展的目標是背離的。

　　其次，支付體系的改革無法依靠互聯網完成

　　中國的醫保支付體系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按照條條框框來報銷費用，而不是綜合性看服務質量和療效。醫保在反欺詐和反過度治療上的風控機制很差，更不用說在藥品上的控制了，中國沒有藥品管理的第三方服務來控制藥品使用。而商業保險在中國的困境也是一樣，無從干預醫生的行為，因而沒有辦法去控制費用。如果是依靠現有體制來發展輕資產模式，利用的是醫生的碎片化時間，根本無從去規范醫生的服務質量，也無法得到病人的信任。而如果是依靠重資產模式自己來開診所，雖然可以規范醫生行為并控制費用，但為了保證營收，勢必要依靠商保來進行覆蓋，否則只能回到依靠產品來賺錢的醫保覆蓋模式。但商保的發展并不容易，在沉重的醫保支出壓力下，雇主的商保購買動力并不強。

　　再次，醫藥分開主要依靠政策的推動

　　在醫生普遍依靠產品來盈利的體系下，要推行醫藥徹底分開只有依靠政府的強力政策，但前提是必須大幅度提高醫生的整體收入，這短期內會對支付方形成較大的壓力，也是需要決策層面的決斷力。

　　最后，服務能力的配套上，互聯網醫療可以起到輔助作用

　　在第三方檢驗、藥品集團采購和藥品福利管理領域，互聯網都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遠程讀片和遠程心電診斷領域，互聯網的作用較為明顯。而在藥品福利管理上，核心仍舊是線下的臨床路徑積累和系統開發，互聯網的作用相對有限。而在藥品集團采購上，如果能結合電子病歷系統來開發病人用藥數據，可以較好的配置藥品采購數據，從而有利于動態規劃整體采購，獲得最優的性價比。

　　互聯網進診所：不能承受之重？

　　在經過一年的大規模投資和運營之后，市場上的大型互聯網醫療公司正式開始切入線下。繼去年丁香園宣布進入線下診所領域以來，平安和春雨也相繼宣布將在線下開設大規模的連鎖診所。從正常的商業邏輯來看，互聯網醫療公司開設線下診所雖然是無奈的，但也是必然的。如果互聯網醫療公司能真正的擁有自己的線下服務實體，將真正的獲得為線上用戶提供服務的資格、人才和所需的其他服務，這也將改變目前自身運營中所面臨的困境。

　　但是，互聯網進診所是一條非常困難的道路，試圖繞過現行體系而另辟蹊徑仍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在支付方較為匱乏的前提下運營線下重資產，互聯網公司不僅僅是要有大規模的虧損準備，更要有發展長期而緩慢的心理預期。如果沒有大型戰略投資者在后面支持，這條道路是很難走下去的。

　　首先，醫生從哪里來？

　　現有體系下的醫生為什么要來新型的連鎖診所，除了錢還有什么更吸引他們。平安的做法是高額的年薪加期權激勵，以及未來在職場空間的上升通道，但這是一種極為高昂的燒錢做法。通過大規模成本的付出，確實能獲得不錯的醫生資源，但要他們最終真正留下來還是需要公司的業務能做大。對拿著投資方的錢來運營的互聯網醫療公司來說，很難做到像平安那樣的大手筆，這將直接制約其診所的人才資源儲備。

　　其次，政策限制醫療機構的開設

　　地方政府出于城市規劃的需求，目前嚴控中心城區的醫療機構審批，這嚴重制約診所的發展。中國的社區目前對診所的需求其實并不大，因為白天社區只剩下已經退休的老年人，他們只相信大醫院，而且也有時間去大醫院忍受擁擠和等待，只為能看到名醫。絕大部分對時間有要求的都是職場人士，他們才是新型連鎖診所的需求方，但他們平時只在中心城區的寫字樓。

　　如果政府依舊嚴格控制醫療機構在中心城區的開設，將極大的制約真正的供需雙方平衡。也將迫使互聯網公司只能開設在無人光顧的社區，這很大的降低了線下診所自身盈虧平衡的可能性。而且，真正的互聯網醫療其實是有限度的遠程，更多依舊需要線下的溝通，只是通過互聯網的手段大大提升了醫療機構的服務能力。

　　再次，醫療機構診療的標準和規范從何而來？

　　中國的醫療機構長期以來缺乏較為明確的診療規范和支付標準，在醫保的總額預付前提下，各家醫院執行標準都有著很大差異，始終沒有統一。要運營大規模的連鎖診所，必須要有良好的診療規范和支付標準才能吸引用戶前往就醫，否則用戶的信任度始終是制約診所發展的瓶頸。

　　但對于一家公司來說，制定這樣一整套流程和規范并不容易，也很難單獨去說服用戶。獨立第三方來運作這套標準可能更為合適。但這又牽涉到政策和市場的雙重博弈，如何建立一個相對最優的標準是非常困難的。在普適性的標準缺失的前提下，診所的發展必須建立自身的規范和標準，并真正的保證服務的質量，這對于一個互聯網公司來說是巨大的挑戰。

　　最后，支付方在哪里？

　　按照現行的醫保政策，診所在開業以后一年可以申請醫保定點。但新型的連鎖診所不可能單純依靠醫保來盈利。中國的醫保面臨長期的支付危機，未來肯定會實行更為嚴格的控費。盡管在醫藥分開的試點推廣后，診費可以有限度的提高，但畢竟很難覆蓋診所的開支。而且診所不可能退回到以藥養醫或依靠檢查來獲利，因為這將大大損害其品牌。

　　在這樣的現狀下，商保和雇主顯然是更合適的選擇。但在全面缺乏稅優的前提下，雇主在繳納了高額的醫保之后，顯然是沒有動力再為雇員提供商保和其他健康福利。如果沒有商保，診所是無法依靠良好服務并收取較為合理的市場化的診費來生存下去的。如果讓用戶自費前來，顯然這個體量也是無法撐起一個中端的診所。

　　而且，每家互聯網醫療公司都自己來開設診所也是不專業的。如果開設線下的診所最終的目的只是為了線上的服務做準備，這樣的規劃最終會導致很多問題。中國線下的醫療體系無法成為真正的服務方，互聯網公司運營線下診所的能力是大打折扣的。醫護人員如何培訓、行政人員如何配備、診療規范和支付標準如何建立，這些問題都不是醫療行業的門外漢所熟知的，需要真正行業內的人士來運營和管理。更為理想的路徑應該是第三方公司來運營和管理診所，為互聯網醫療公司定制服務，這才是最終解決當前僵局的更合理的手段。

　　因此，互聯網公司開診所是看到了問題的根本，但仍受到多重制約，而且運營如此之重的線下實體不是普通的互聯網公司能夠承受的，人才和資金都非常難以獲取。毫不夸張的說，診所將是另一場燒錢之戰，核心是誰能掌握支付方。如果不能掌握支付方，失敗的概率依然很大，營收很難樂觀。

　　簡而言之，互聯網在基礎醫療領域的邊界和局限是非常明顯的，整體的推動力較為有限。從美國市場的經驗來看，是醫療體系的變革推動了基礎醫療的發展，而基礎醫療的變局則與互聯網醫療相伴生，最終推動了互聯網醫療的爆炸式增長。而中國市場的醫療體系變革依舊在原有的軌道，只是不斷的加大力度，這還無法催生基礎醫療的大規模發展，互聯網醫療的增長也因此受限。因此，只有等待醫改出現方向性的轉變，才能迎來基礎醫療的真正變局，那時候互聯網醫療或將迎來大發展。但互聯網本身絕非能夠成為改變基礎醫療的根本性因素。